为了促进中国企业家精神研究，2017年6月26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合作举办第二届蓟门经济史学论坛暨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由中国政法大学企业史研究所、量化历史创新团队、历史与社会跨学科教研室承办。50余位与会人士包括了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科研机构知名企业史学学者，并有研究生、出版社和期刊等人士参与。
本次会议分为两个单元，在6月26日上午教研交流研讨会单元中，与会学者围绕企业史、经济史有关领域教研经验进行了交流。下午的单元为主题报告和圆桌讨论。
中国政法大学巫云仙教授首先介绍了中国政法大学企业史研究的力量，欢迎学者与会交流。随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袁为鹏研究员、隋福民研究员主持下，五位学者作了主题报告。赖建诚教授作了“新教伦理真的促进资本主义发展吗？”的报告，赖教授根据自己的长期思考、研究，以及其他学者的研究，对新教伦理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反思，他认为从经济发展的实际历史过程来看，很难说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清华大学龙登高教授研究了东南亚老一辈华商。他首先指出企业家精神是一种特殊的生产要素，是最稀缺的资源，正是华商为东南亚提供了这种资源。华商企业家精神受益于中华文化，但不能说是从中国引进的，而是在当地市场形成的。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不屈不挠，坚韧不拔的毅力；第二，创新精神；第三，前瞻性与决断力；第四，出色的合作能力；第五，超强的感悟与学习能力；第六，能够建立强有力的执行团队。
中国社会科学院高超群研究员则对企业家的精神是否是创新，提出质疑。他回溯熊彼特和奈特的企业家精神经典理论出发，进而从交易成本理论视角解读了企业家的职责。他认为在现代大生产、大分配的经济社会，企业家的职责是保持生产和分配迅速、高效的完成，而不是创新。他们更多地是理性化地控制、避免和转移风险，并不是风险偏好者。更多地是市场的作用，或者企业模拟市场的结果。最后他通过对卢作孚与民生精神的分析来证实自己的观点。
中央财经大学兰日旭教授报告了“中国近代银行家的企业家精神”，从晋商票号兴衰入手，指出企业文化是企业家精神的核心表现、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精髓、社会责任是企业家精神的不可忽略要件。
中国政法大学李晓教授提出企业家精神应该结合企业的定义理解，同时指出早在德鲁克提出人工自治社区理念的20年之前，荣德生已经在位于太湖之滨的申新三厂等企业创办了“劳工自治区”，并在实践中探索出一整套颇为成熟的尊重劳动者的管理模式，据此他强调中国企业家实践探索的重要价值。
在圆桌讨论中，隋福民研究员提出企业家精神，既包括敢为人先的创造者，也包括把某种工作发挥到极致的能力。张亚光副教授提出要从地域特征和历史变迁这两个纬度来思考企业家精神。彭波副研究员提出创新精神到处都存在，不一定是专门在企业里。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甚至不一定有什么很强的关系。中国社科院杜创研究员指出企业家精神可能与制度环境有关，中国的企业家要解决很多制度问题，这与西方企业不完全一样。熊金武副教授指出可以在大分流的框架下审视企业家精神，中国明清以来的困局与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的崛起，可以从企业家精神角度入手求解。王华春教授指出企业家并不一定要创新，能够把时间用好，抓住时机可能是更好的生存之道。巫云仙教授指出企业家精神问题牵扯到人的价值的问题，也牵扯到企业自身的定位与追求。岳清唐副教授提出企业家有追求、有理想、有抱负。有追求可能就不怕冒风险，就要去创新。刁莉副教授强调了企业家精神对于国家、社会的重要性。缪德刚博士以陈光甫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为例，说明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也体现在创新中，还体现在企业家对时局的准确判断上。王强副教授指出需要中外对比才能更好地认识企业家精神的共性。中国社科院赵亮指出需要提炼出普适的价值，这些价值在任何一个时代和土壤当中都是企业家必备的素质。
中国社科院魏众研究员指出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研究很好地结合点，指出做中国经济史或者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处理好普遍和特殊的问题，从普遍出发，然后最终找到特殊。在研究中应当尽可能的采用现有的基本概念、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去分析，这样才有利于交流。
